春节回家之前，母亲就在电话里念叨要不要把乡下的房子卖掉，在县城换个大一点的房子。
　　“乡下的房子不是二表哥一家在住吗？”我反问。
　　母亲说，你二表哥要结婚了，打算在城里买房。语气中带着淡淡的无奈。
　　二表哥要买房
　　母亲一家有姊妹三个，她排行第二。大姨和小姨家分别有一个儿子——大表哥和二表哥。大姨一家早些年就全家搬到了哈尔滨去，只有大表哥因为工作业务的原因经常在县城。
　　小姨一家一直居住在乡下，靠几亩地维生，生活并不算富裕。因为我家在乡下有一栋空房子，就给小姨家用，可以放一些农具或储备粮食，二表哥也经常住在那里。
　　“反正空着也是空着，就给他们用吧，就算帮衬帮衬他们家。”母亲当时对全家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是那样的平淡和理所当然。
　　自然也完全不会有收租金这回事。在东北的老一代人身上，朴实热忱的亲情观念还一息尚存，而在高速发展至今的城市，似乎很难寻觅。
　　到家的第二天，二表哥就提了很多东西来拜年。这是家乡的习俗，亲朋好友之间在春节前互相送礼，哪怕所送的东西翻来覆去就只是水果、酒和鸡鸭鱼之类的东西，但这种无法评论好坏的习俗还是延续到了今天。
　　二表哥看到我，能看出有一丝的高兴。但自从我上大学离开家乡起，每年仅回去一次，虽然对家乡还有无法割舍的挂念，但对家乡的亲人却很难如小时候般熟稔。
　　今年刚满28岁的二表哥看起来却30有余，脸上有几道很深的皱纹，嵌在他因常年劳作暴晒的黝黑皮肤中，使他看起来带着一丝沧桑忧虑。
　　坐在沙发上的他有些拘谨，开始时我和他聊了几句，但后来就渐渐完全没有了共同语言。母亲向他简单的问了一下家里的情况，二表哥说，今年打算结婚，在城里买个房找个工作。
　　他顿了顿，继续说：“二姨，能不能借五万块钱给我？”
　　其实，母亲早就将二表哥要借钱的事情告诉了我，但母亲打算今年在县城换套大房子，因为“房价去年初时才3000元/平米，现在都涨到3500元/平米，再不买就不知道涨到啥样了。”
　　所以二表哥开口借钱，母亲有些为难，毕竟自己家里换房子也需要很大一笔钱。
　　母亲说二表哥也很不容易，都28岁了，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房，拿不出礼金，前面两个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最后都吹了。
　　虽然家乡是曾经被称为国家级贫困县的黑龙江某小县城，但是这里的婚嫁风俗却是要求男方家庭一次性拿出10万礼金给女方家庭并且还要买一套房。
　　用母亲的话说，二表哥现在的女朋友家算是最通情达理的，知道二表哥家里穷，所以10万的礼金也免了，只要求他在县城买套房，然后找个工作，结婚后夫妻俩一起搬到县城生活。
　　开发商大表哥
　　二表哥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不善言辞的他只是连续不断的重复一句话：“二姨，要是为难就算了，我再去别人家想想办法。”
　　母亲犹豫再三，还是借了2万块钱给二表哥。后来母亲对我讲：“亲戚不帮忙，还指望谁会帮忙？”
　　从我家离开时，二表哥打算去大表哥那里看看，我也多年没见过大表哥，所以就和他一同过去。
　　在家乡小县城，并无多少秘密可言，邻里之间家长里短，什么事都传播得很快，包括谁家有钱谁家穷，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而大表哥就是被多数人称为县城里“最有钱的人”。
　　家乡人会说大表哥是县城第一个盖楼的人。其实，用“行话”来说，大表哥是房地产开发商，而且是县城第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如果二表哥对于我而言只是没有共同语言，那么大表哥就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陌生。
　　大姨一家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搬到了哈尔滨，而大表哥的年龄又比我大很多，所以从小到大的接触都很少。
　　二表哥和我到了大表哥的公司附近，远远就看见大表哥冲我们招手，比大表哥更显眼的是停在他身边的路虎，县城唯一一辆百万以上的私家车。
　　其实这并非大表哥的公司地址，只是项目的办事处而已。看到我，大表哥热情地嘘寒问暖一番，还解释道，最近在赶工期，年前把这批工程干完，天天加班，所以就临时搬到这里。
　　虽然只是大表哥的临时办事处，但走进他的办公室我还是吃了一惊——办公室大约有50平米，红木的办公桌和书架、真皮沙发以及空调电冰箱等电器，一看就知道价格不菲。
　　大表哥和二表哥聊天期间，我仔细的观察了下他的办公室。书架上摆满了各式书籍，大部分以名人自传和成功学之类的为主，但全然不见被翻动过的痕迹。反而是几本和建筑有关的书籍，在他的书桌上散乱摆放着。
　　书架上方放了一整套精致的陶瓷茶具，可是已经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灰。
　　大表哥作为县城第一个“盖楼”的人发迹之后，这个人口约30多万的小县城瞬间出现了一大批房地产开发商，各式各样的高楼拔地而起，那大概是2008年的事情。
　　据家乡的朋友说，县城很多房子都是空着的。然而，经历了国家两年的宏观调控，县城房价并未下跌，而是一直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可见，调控的长鞭并不能伸向偏远的县城，而通货膨胀却是全国人民都感受真切的事情。
　　三万块钱对于大表哥来说并不是个大数目，可想而知他会借给二表哥。不过，大表哥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有钱。
　　听母亲讲，大表哥的很多钱都压在了房子上，而且还欠了银行很多贷款。“房子卖不出去，哪有现金呀。”
　　换房的烦恼
　　二表哥借钱买房的事情解决了，母亲的新烦恼又出现了。
　　家里人一致认为要将乡下的房子卖掉，因为也没人住，留着也只能空着。只有母亲一个人在犹豫，不做表态。
　　“总感觉根在那里，房子卖掉了，根就没了。”没人的时候，母亲会自己念叨这句话，有一次被我无意之间听到了。
　　老一代人对于故乡的情感总是令人动容，好像根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哪怕人已经离农村越来越远。和老一代人不同的是，随着城市的扩张，县城已经被异化为城市与乡下之间尴尬的联系体，而远离乡下的年轻人，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
　　每一年春节到来，县城都会突然多了很多从大城市奔回来的年轻人。这里面有大学毕业留在城市打拼的白领，也有十六七岁就出去务工的打工者。无论哪一种，都很难说清楚自己的根在何方。
　　母亲后来想通了，同意将乡下的房子卖掉，随后，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姐姐让母亲搬到哈尔滨和她一起住，不要在县城换大房子。姐姐也有道理，我和姐姐都在大城市工作，换了大房子平日也只有母亲一个人住，太空荡了，完全用不着。
　　但母亲想的是春节时我们都能带男朋友回来过年，一家人既热闹又宽敞。
　　是换大房子还是全家搬到哈尔滨，这几乎成了整个春节家里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母亲不愿意离开县城，哪怕乡下的房子已经决定卖掉。房价在上涨，家里的房子因为陈旧和需求的原因也完全不够用，母亲急迫的想换套大房子，但内心里也不够坚决。
　　家里经济还算富裕，但换大房子毕竟是一笔不少的钱，可能需要向银行贷款，姐姐的话更让母亲换大房子的决心产生动摇。是贷款换套大房子留在县城，还是全家搬到真正的大城市哈尔滨去，母亲考虑了整个春节也没最终决定。
　　家乡小县城里的大多数人并不懂得什么是城镇化，包括母亲在内，但“去大城市”已经成了使命般的一句话。越来越多的人涌向城市，在城市感受着经济发达所带来的便利及高房价高物价带来的压力。
　　但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快，大城市所有的好与不好也会渐渐在小县城甚至农村体现出来。到时候，母亲的烦恼就已不再是她一个人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