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票这一事物的产生，必然引发巨大的争议，而背后却真实折射了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与探索的思想交锋，其对于未来中国房地产变局的深刻意义，或许今天还不能完全预见。

　　1月4日，国土资源部在2011年的第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完成了一项部署，决定在2011年开展有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情况的专项检查工作，即对增减挂钩试点开展情况进行全面自查、清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检查。

这一重大部署背后，被称意有所指，并与2010年年底成都市地票交易被叫停直接联系起来。

　　成都地票交易，即成都市面向开发商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在2010年12月28日，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突然发出公告称：“原定于2010年12月29日的建设用地指标竞价会因故暂缓举行，具体交易时间另行公告。”而仅在此前11天，成都市第一场面向市场的地票拍卖会刚刚火爆开场。彼时，近200家企业涌进交易所，参与2000亩建设用地指标的竞拍，最终成交均价高达76.47万元每亩，远远高于15万元每亩的起拍价。

　　缘何叫停？成都市有关方面接受采访时均表示“还不清楚”，但1月4日国土部的会议似乎明确了土地管理部门对此举的慎重。不仅如此，研究领域 、土地学界对此举的创新褒贬不一，既有以周其仁为首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的鼓励，也有很多土地专家的疑议。

　　尽管命运难料，但一切值得探讨。

　　“叫停”风波

　　其实，在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之前的几天，已经有所预兆。

　　2010年12月24日，国土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张婉丽等7人调研组抵达成都，就当地地票交易及农村土地整治情况对成都市国土资源局进行问询，4天后，地票拍卖会被叫停。

　　而在调研组到达成都之前，“已有有关方面通过内参向国土部递交了某些意见书与研究文字，国土部部长徐绍史向来重视不同的意见，所以，国土部对地票问题的慎重是必然的。”某国土系统人士对中国住房记者透露。

　　而国土资源部作出的部署，亦与国务院刚刚出台的一份通知有关。这份名为《国务院关于严格规范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 切实做好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通知》的文件刚刚下发不久，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地区在集中农村宅基地以置换城市建设用地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意图控制城乡增减挂钩试点中出现的一些侵犯农民权益的问题。

　　而在成都方面，记者采访到一些开发企业的反应，早前在成都地票刚推出来时，几位受访者表示“不便评价”，或者说“政府怎么做我们就怎么遵守”；而在地票叫停之后，有的开发企业代表则直言道“当初就觉得不知何时会停呢”，甚至有的直接表达了不满：“再收那么多地票交易金，我们也没那么多钱啊。”

　　据悉，2010年12月17日，成都市第一场面向市场的建设用地指标拍卖会开槌，推出的2000亩建设用地指标引来众多企业竞争，其中不乏万科、保利等大型开发商，竞拍过程极为激烈。

　　“除了被指责拍卖推高地价、房价，在国内掀起不良示范效应之外，农地整治所产生的地票升值收益大部分都归政府掌控，农民从土地增值收益中获益很少。”一位土地专家指出。而此前，成都市国土局相关官员还曾公开表示，要通过加大地票的供应来平抑价格。原本计划中的第二场拍卖，计划供应3000亩的建设用地指标。

　　2010年11月召开的第132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认为：“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的总体形势和方向是正确的，但少数地方在实施过程中擅自扩大试点范围，违背农民意愿，侵害农民利益，造成了不良影响。”

　　背后激辩

　　“改革就是利益的再分配”，一位土地专家直言，“但是，只要符合规律，符合国家法律，只要不以损害弱势群体利益为目的，再分配也是需要的，更是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

　　但目前看起来，成都市地票交易这项改革之举，还不能被达成共识地界定为“推进动力”，还不能得到广泛的接受。

　　事实上，成都地票交易被叫停，与其背后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息息相关。“成都在试点的规模、程序和挂钩范围上，均突破了现有的政策范畴。”有关人士认为。

　　但质疑随之而来：同样是地票，重庆与成都缘何“同根不同命”？

　　据悉，目前国内的“地票”制度仅在重庆、成都两地试行。经国务院批准，2008年12月4日，重庆设立了全国首家农村土地交易所，推出了地票交易制度。从成立至今，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一共进行了11次地票交易，总计1.8万亩，成交金额18.65亿元，成交均价每亩10.36万元，最高成交单价达到每亩14.33万元。

　　但同样是地票交易，成都与重庆有很大差异。知情人士认为，关键之处在于，成都《公告》限定的“持证准入”制度，不仅将所有国有经营性建设用地都纳入其中，而且同时将农村建设用地的指标从国土部门之间扩展到了房地产企业。

　　据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对所有地票交易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包括成都在内，所有全国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挂钩试点，对农民的拆迁补偿都太低，造成对农民的严重损害。

　　成都方面对自己“超规”的解释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央为支持成都灾后重建，给了增减挂钩方面的几个特殊政策，包括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跨县域流转，增减挂钩一开始就获得指标交易的收入用于受灾群众的新居建设，不需要经历拆旧建新并经过验收这一完整周期。

　　“但是，他们连这个也突破了”，一位知情人士称。

　　业内人士认为，从成都第一次高价成交的地票来看，开发商只有用于中心城区土地的开发才能有收益。

　　“无论是政府从土地财政的角度，还是开发商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指标将会更多被用于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建设用地扩张上，反而不利于城乡统筹的长远发展。”房地产高级经济师、土地专家章林晓对记者强调。他担忧，在现有制度、法律、权利等基础都不具备的情况下，仓促推进农村土地的资本化，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损失，也不是利于城市建设的长久之计。

　　而支持者们也在声援，而且论调极为积极。

　　“成都的做法是在坚持耕地保护和用途管制、保障农户自住需要的基本前提下，承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权利，鼓励城乡居民联合建设、共同发展。这种积极稳健、尊重基层实践和经济逻辑的做法值得肯定。它不仅体现了‘堵不如疏’的智慧，而且也抑制了屡禁不止的违规行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综合课题组为《财经》杂志的撰文引人注目。

　　博弈在进行，激辩需要继续。因为，“这是一件大事”，章林晓如是说。一边是城市化推进、经济转型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一边是保护改革进程中各群体的利益平衡的必需，处理好这一切，既是学问，更是责任。成都地票事件或会记入这一进程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