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香港社会对成功的商人，都予以美羡的目光。可能由于地产商的赚钱能力最强，所以他们被想象成为最成功的商人。当年，长江实业的李嘉诚，被誉成「李超人」，成了青年人学习的榜样。

　　李嘉诚并非含着银匙出世，却成了全球华人首富。于是众多非含着银匙出世的人都可以幻想，自己或有机会成为李嘉诚第二。那个年代，香港崇尚个人奋斗，以为只要肯搏杀，迟早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这种心态下，社会动力十足，不断有人出来创业，以测试自己的潜力。即使失败了，也甚少怨天尤人，看成是社会的错，要向政府问责。当时，大家都着重研究自己可以如何去「搵钱」，多过研究可要求政府应如何「分钱」。

　　当年，社会上之所以有这样的心态，是因为中国尚未改革开放，在大陆很难找到香港那样的自我奋斗机会，故大家都十分珍惜香港可以提供的这种机会，加上当年香港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社会上层还有空位供下面的人向上爬，社会上还不断有成功的案例，故大家仍有幻想的空间。

　　然而，随着时代的演进，社会上层的位置都一一为人占领，他们的势力已愈来愈巩固，新来者已没有太多的空间。当大家发现自我奋斗也无法改变命运的时候，就怀疑这是制度问题。于是发现地产商之所以这样容易赚钱，全靠政府的高地价政策；进而怀疑官商勾结，把社会资源私相授受。「李超人」被改名成「李实发」。你有政府照顾，所以「实发」，小市民则被政府歧视，所以「实衰」。未能上位的人，只好把希望寄托在政党身上，希望他们能为自己分得一份免费午餐。

　　近年我回内地工作的机会多了，发觉大陆的地产商的社会形象比香港更不济。香港的地产商起码曾有一段时间被人羡慕过，大陆的地产商从一开始已成为社会憎恨的对象，原因是他们暴发得比香港的地产商还要快，靠自我奋斗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速度。

　　地产发展是一种资本密集的生意，没钱买地根本没有机会做开发商。但在中国，只要你有关系，愿意承诺把一部分利润拿来分享，不用自己先筹集资金，也可以先行圈地，然后借银行的钱来发展。现时内地成功的地产商，大部分都经过这个阶段。

　　内地没有廉政公署，官商勾结进行得不太隐蔽，人民都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地产商在大陆已成了被针对的对象，每出现甚么经济问题，社会上就有呼声，要求政府向地产商开刀，以遏抑他们瓜分社会资源的能力。这种社会性的情意结，有时已发展到只要能害苦地产商，就算要整个社会去付出代价也不顾了。这种发展并不健康，对地产商尤为不利。

　　因此，中国的地产商应发财立品，以实际行动去改变自己的形象，否则「金玉满堂，莫之能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