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市民政局公示《成都市地名总体规划（2015-2020）》（简称《总规》）。这是成都市第一个市域范围内的地名总体规划，确定了全市地名管理的总体原则，分别对地名规划体系、各类地理实体命名规则、历史地名文化保护、中心城区地名区块命名指引等进行了明确和阐述。 

　　公示时间从10月19日持续至11月19日，大家可登录成都市民政局网站和成都市区划地名网站查阅，并反馈相关意见建议。 

　　专业的规定这里我们就不赘述了，大概有几条惹眼的： 

　　1.中心城区城市道路通名，应以“路、街、巷”三类为主，“大道”、“大街”为辅，对支路及以下级别路网，有效保护及鼓励使用“巷、里”，同时对上述现象进行有效遏制。16m以下的支路，用巷、里。取名总体字数上要求应以3~5个字为宜，原则上不得超过7个字。 

　　2.：“广场”，其高层建筑要具有室外开敞空间，室外地面应有面积不小于2千平方米的集中室外开敞空间向公众开放。“中心”则要求用地面积一般应在2万平方米以上。“城”则应在4万平方米以上。 

　　3.取名为花园、园、苑（包括派生出来的雅园、雅苑、家园、佳苑、名苑等）的住宅区，要有一定的绿化面积，绿地率一般不得低于30%。“山庄”则需要依山或坡地而建且环境幽雅，绿地率一般不低于45%。 

　　4.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内道路命名以南北向和东西向进行区分，南北向骨干道路专名除天府大道外，使用四川在北宋时期的别称利州、益州、梓州、夔州等名称命名。其他南北向主要道路使用省内市州的古称，如通州、汉州、蜀州等名称，体现四川的历史文化底蕴。 

　　5.东西向骨干道路，则以全国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名称命名。备选名称包括广州、南京、济南、杭州、郑州、石家庄、沈阳、武汉等省会城市，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厦门等副省级城市。

　　其他还好，最后一项可能引起争议。在不少成都人看来，成都地名之所以在全国有其地位，历史沿革和文化底蕴是重要原因。而在之前，成都罕有以其他城市命名的传统。 

　　附，冉云飞之论成都街道命名（《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序，有删节，ISBN：9787517702795，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1月） 

　　我曾用一条离我家很近的街道与一首唐诗，来给女儿讲街道与城市的社会学观察的故事。唐诗是白居易的一首《问刘十九》，街道则是爵版街。我认为非常小资的白居易让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给刘十九，邀其向晚时分来围着火炉喝上等新醅佳酿——在没有蒸馏白酒出现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为储存实在是个大难题。对比老杜这样的穷人“樽酒家贫只旧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有多么奢侈了。既然白居易约酒可能要送名刺给对方，那么古人怎么生产今天叫名片的名刺呢？ 

　　总督府、布政使司署所在的街道督院街、藩库街，无疑是权力核心所在地。围绕着权力核心所在街道，为了提高行政运转效率，就会衍生出次一层级的街道如总府街、提督街、经历司街、布后街、爵版街等。布政使司署是一省管人事与钱粮的单位，俗称藩台衙门，故名之曰藩库街。而藩台衙门之下有一个掌管核对文卷档案的“照磨厅”，兼印制文武百官郡望藉里、官衔级别的名片，其木板所藏之处谓 “爵版库”，因是名街。而围绕或者连接着官方这些街道的还有书院街、惜字宫（有焚烧字纸的字库）等。在布后街西侧有著名的成都大戏院，许多川剧名角在此演戏，至于北侧的荣乐园，那是成都著名的高档餐厅。这使得街道虽是人为却亦算是一定程度的自发生长，呈现出一种产业链互相供需与咬合的状况，亦像生物界的食物链一样，互相不可或缺。 

　　藩库街今天短得只有几十米了，这是为什么呢？其起因，童年曾生活于经历司街（今华兴街一带）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小说《大波》里说过。保路运动引起辛亥革命，清兵哗变，到藩库街抢钱粮，于是“打启发，抢藩库”几乎成了彼时成都人的口头禅。而“打启发”与“拉肥猪”等语言，就成了今天川人熟知的暴力抢劫、打土豪、占便宜的同义语。民国时这街道生态有变，变成了当时成都五老七贤中尊孔的徐炯所掌舵的大成中学的校址，后来又变为志诚商业高级中学。而在爵版街上则住着另一位耆老宿学林思进，他帮助有名的盐商兼藏书家渭南严氏刻了不少书，斋名为霜柑阁。陈寅恪、吴宓二先生抗战时移住成都时，与林有不少往还。 

　　我想说的是，以前街道之命名，大多是因商业或者机构而自发形成的，这样的成长链条，可以让人猜到街道是一种互生关系。比如黉门街附近有国学巷，草市街附近有骡马市，棉花街附近就是纱帽街，糠市街旁边就是磨坊街，陕西街上有陕西会馆等，都不是什么让人感到稀奇的判断力。我不是说以前街道就没有受到官方的影响，但近现代以降，特别是四九年后，政府对街道命名的影响，大到一种乱来的主导地位。民国时期街道自然也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远未达到后来单独成立一个地名办后，政府对街道命名强力介入的地步——至于说四九年后的街道办、居委会、居民小组、派出所对街区生活在组织上的无孔不入，探照触角的无远弗届，那是研究组织社会学很细的课题——比如人民路、红星路、解放路、英雄口（盐市口）、反帝路（青年路）等街名完全没有城市个性，看不出它的具体方位，甚至猜不出他们所属的城市，更猜不着它们之间有没有商业业态和机构互需上的链条性。现在不少取名虽然没有一望即知的意识形态风格，却也看不出地名办或者某领导命名某街为某名时的合理性在哪里。 

　　…… 

　　一九四九年后，成都人民南路、红星路、东风路这种道路的形成，和中国许多其他城市一样，不仅是意识形态取名之产物，更是在原有城市街道的基础上横冲直撞，高举高打，彰显着政府的强权。对于街道自发生成和历史累积，没有多少尊重，到了你即便有物痕鉴定专家李昌钰的卓越技术，也无从探查的地步。对于中国当下这样破坏历史遗迹、原有街道、城市记忆的密集高楼、宽马路——许多城市的主政者，对不少主干道像对待性工作者的拉链，开关（挖）得十分随意，大量的浪费与无度的寻租比翼齐飞——以及“摊大饼”的做法，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者，无论是撰写《城记》的王军、出版《梁思成和他的时代》的朱涛，还是来中国实践其新城市主义规划理论的彼得?卡尔索普，以及走得更远的、主张将城市规划完全模仿蒙特利尔地下城和巴黎的拉德方斯地下社区的“新新城市主义”规划者，都是反对的。尽管他们反对的角度可能不一样，但对目下这样的城市外观、街道布局、交通拥堵、尘霾满天等，都有深深的不满。